论年鉴的存史功能

发布时间:2018-02-24 来源:中国年鉴网 作者:崔义萍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年鉴学界长期以来对年鉴存史功能的认识不够,影响了年鉴存史功能的有效发挥。通过对年鉴的基本定性分析,得出年鉴的最基本功能是为现实服务和存史两大功能。进而通过对两大功能的比较分析,说明年鉴存史功能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年鉴存史功能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年鉴存史功能;现实服务功能;坚持实录原则 

  

  对年鉴功能的基本定位,是年鉴理论研究的基础课题。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对年鉴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年鉴编纂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年鉴理论界对此问题给出了很多答案,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二是年鉴的存史功能。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得到年鉴界普遍认同,但年鉴的存史功能却没有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本文试图通过对年鉴两个功能的比较分析,说明年鉴存史功能的重要性,进而探索增强年鉴存史功能的基本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年鉴的两个基本功能,我们不妨从年鉴的基本定性分析: 

  一是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具有存查、检索功能。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它以年为单位,一事一记,所有数据、比较物都是年度的,所收录的资料现实性更强,讲究的是时效性,力求更及时、更直接地为现实服务。 

  二是年鉴作为信息载体,具有积累、传播、交流信息功能。年鉴汇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大量文字、图表、数据等资料,含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因而,年鉴本身就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载体。年鉴的信息具有权威性、使用价值高,对于总结历史经验,了解当前形势,指导工作,预测今后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年鉴作为地方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功能。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历史记录,也就是对地方历史发展过程的记录。年鉴不仅记录一个地区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工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也包括风俗、方言、文物、古迹、特产、水利、交通、军事、人物等。年鉴保存的是地方史料,具有文献保存功能,被国内外的高层次研究或教学机构以及研究型图书馆广泛收藏。 

  另外,由于年鉴和地方志记述的空间范围和记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均是从整体上反映一地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使读者从一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获得翔实、系统的地情资料,并且二者的体例、框架结构也基本相同。同时,由于众多方志机构承担起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任务,出现了志鉴机构合一的现象,地方志也将年鉴作为自己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传统观念认为的志书功能 “资政、存史、教化(育人)”也被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年鉴当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资料性工具书、作为信息载体,年鉴具有供人们查阅资料以及信息传播功能,归根到底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同时,作为地方资料性文献、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鉴还应具有较强的存史功能。 

  如何提高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年鉴编纂者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探索,其中也不否认走了一些“弯路”。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年鉴界在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年鉴不应是“官书”,也不同于“政府年刊”,年鉴具有时效性、商品性,最终成果应公开发行,既要获取社会价值又要获取经济效益。于是,便出现了把年鉴办成通俗读物,增加便民资料,让年鉴“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提法。同时出现了“市场论”的观点。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逐渐到位,年鉴迟早要走向市场。年鉴编纂机构也不应再依赖政府拨款,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很多地方利用年鉴承揽广告,不断扩充广告容量,把年鉴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增加单位收入的平台和载体。其实,这一时期的“官书”、“民书”争论,实质上是年鉴为谁服务的问题,也触及年鉴的根本功能问题。笔者认为简单地把为官、为民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识,不管是“官书”还是“民书”,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官书”最终也是为民服务的。另外,简单地把年鉴推向市场,为年鉴的出版经费“断奶”,让年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生自灭,也是极不现实的做法,不仅会影响年鉴的编纂质量,也不利于年鉴为民服务、为现实服务功能的发挥。 

  如何发挥年鉴存史的功能,是年鉴编纂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年鉴编纂者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逐步认识到,当前各种媒体纷呈,平面媒体、电视传媒、网络媒介等多种形式并存,年鉴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相比尚不具备文化传播的强势地位。而在当代信息社会中,按月出版的各类杂志发行量都在逐步萎缩,何况按年度出版每卷都在百万字以上的年鉴呢?所以年鉴编纂者必须转变观念,在更好地发挥年鉴为现实服务功能的同时,研究和探索年鉴本身具有的存史功能,发挥其他媒介所不具有的存史功能优势,才能使年鉴的存史和服务现实两大功能真正得到有效发挥。 

  

  二、存史功能是年鉴的基本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年鉴除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外,还具有存史功能,那么,存史功能是年鉴的基本功能呢,还是年鉴的附属功能,或延伸功能呢?我们不妨从年鉴的基本属性和年鉴所反映的内容来分析: 

  首先从年鉴的年度性看。年鉴特有的年刊性质,决定了它收载内容以年度为时限。年鉴这种每年一册的出版周期,是其他出版物,包括地方志书所不具备的。年鉴以年为出版周期,不仅及时为社会提供大量新鲜信息,同时也弥补了志书时效性差的缺点。同时,年鉴逐年出版,累计到一定年份,就是一部“编年史”,它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决定了它具有史册性特点。再者,年鉴因其记时以年为限,反映的是上一年度发生的事情,所有资料均是编纂者自身采集的,资料来源相对权威、真实、可靠。与年鉴相比,方志记载内容及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资料来源相对复杂,其权威性、真实性也要大打折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年鉴不仅为现实服务功能比志书强,其存史价值也比志书的存史价值大。 

  其次从年鉴的资料性看。许家康先生在《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中对年鉴的资料性做了全面、准确的论述。他认为,资料性是年鉴区别于其他出版物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年鉴的第一属性。收入年鉴的资料一般都是事后的客观记述,反映的基本情况和人、事、物等大都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较为清晰易辨。年鉴收载的资料一般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或核对,因而较为可靠,完全可以直接引用。藉此可见,年鉴的资料是事后的客观记述,不仅真实、可靠,而且具有较高的存查价值。由于年鉴所刊载的资料是供人们引以为据的,能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因而,年鉴所收集和提供的信息不仅具有服务价值,更具有史料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年鉴为现实服务功能发挥得越好,其存史价值也就越高。 

  第三,从年鉴反映的内容看。地方综合年鉴是以介绍一地内的人、事、地、物为其主要内容的信息载体,具有地域性、地方性、时代性特点。同时,其内容广泛,全面系统反映地情。地方年鉴的百科部分皆为科学分类,横陈百科。存史价值的独特性能更好地反映其地方民俗风情的特点。 有人把年鉴称作是逐年编纂的“年史”或“年志”,可以为当代续修地方志书和编写各种地情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如果把数十年上百年的年鉴积累起来就成了最珍贵的历史长卷,其价值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大。 

  第四,从年鉴和其他信息载体的比较看。与现代其他媒体传递的信息相比较,年鉴收集的信息注重资料的系统性、可比性,也就是对入编资料进行必要的整理、归类、提炼、分析,以便为行政管理者、企业经营者乃至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需要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必然具有史料价值。如果年鉴也像其他媒体一样,过多地考虑读者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信息的需求,过多考虑年鉴的可读性,而登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咨询资料,那么就忽视了年鉴真正的读者群,忽视了年鉴资料取舍的存史价值。可见,年鉴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资料的存史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从年鉴的基本属性、年鉴所反映的内容以其年鉴和其他信息载体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存史功能并不是年鉴的附属功能或延伸功能,而是年鉴的最基本功能。 

  

  三、如何提高年鉴的存史功能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知道存史功能是年鉴的基本功能,因此,年鉴存史价值的大小也应成为判断年鉴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如何使年鉴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充分展现呢,我想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年鉴编纂人员的存史意识。年鉴存史意识的培养和强化,需要在长期的年鉴编纂过程中学习、总结和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这里,首先应该弄清楚最基本的概念问题,既要认识到年鉴的存史价值,又要认识到“年鉴是工具书,绝不是史书”。这是因为:⑴两者的编纂目的不同。年鉴是客观记载一个地区上年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和特事,为读者提供查阅之便。史书则是通过对一个地区某个历史时期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述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⑵两者的记载时限不同。年鉴记载的是一个地区上年度发生的事,史书记载的是一个地区数十年或数百年内发生的事。⑶两者的记述方法不同。年鉴是充分利用占有的资料,提供有用的信息,通过选题和资料的取舍,可以体现观点,不加评论。史书是按一定的历史观点选择并组织材料,加以评述,得出结论。总之,年鉴的资料仅仅具有史料价值,可以作为编史修志的资料来源。 

  所以,各级年鉴编纂人员应从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年鉴编纂的地位和作用,应准确地把握每年的重点、热点、亮点、难点等存史价值较大的内容,并在年鉴中实事求是地给予反映。要树立严谨、严密的工作作风,遵循年鉴选材全、新、深、实、特的原则,对地区重大事件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亲自调查研究,采集资料,整理编写成有深度、存史价值较大的稿件。对一些政府机关的例行会议、日常活动、常规性工作等一系列“内向型”资料尽量不记或少记,这些信息属于“死条”或“半死条”,不仅检索率低,而且存史价值也不大。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历史学的学习,在学习中培养编纂年鉴的存史意识,努力提高编纂水平。力求实现年鉴编纂资料性、整体性、全面性、权威性、实用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编纂出的年鉴才能全面反映地区各领域发展成就,揭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探索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为地方历史的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原始史料。 

  二是年鉴编纂要以“实录”为原则。“实录”即真实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夸张,不隐瞒。诚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实录”不仅是撰史、修志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更是年鉴编纂者必备的素质。首先要求年鉴选题必须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忠实地记录历史,不应因为某种需要或凭主观好恶刻意对存在的问题或负面情况作隐晦处理,采取回避或淡化处理的态度。如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使我国结束了实行30多年的收容制度,《广州年鉴》就在大事记及“今日广州”的彩色图片专辑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评论为“官方文件第一次展露了负面影响”。其次要确保年鉴内容的真实、数据的准确可靠。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把关,认真核校,对有疑问的数据资料,反复核对,多方求证,在强调保持历史本来面貌的同时,努力做到内容真实、概念准确、数据可靠,使年鉴真正具有权威性。第三,“实录”并不是资料的简单摆放和堆砌,要在深层次和广泛度上下功夫,只有如此,才能使年鉴更加鲜活、生动,便于更好地施惠于当代与后世,发挥其最大的存史价值。总之,存史,就是要保存真实的历史,如果史实不准,不仅存史没有意义,而且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可以说,入鉴资料的准确性是年鉴存史的根本所在。 

  三是保持资料的连续性、可比性。年鉴作为地情书,必然收录地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经济运行和各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这些情况有些是年度性的,有些是时期性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资料完整性的同时,还要注意连续性和可比性。如记载某些行业的发展状况时,有些内容虽然相同但还必须每年设置,基本数据也要保持连续稳定;还有的事件是跨年度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这就需要每年在记述相应的事件时反映其后续情况,以保持事件的完整性。同时,还应收录历史延伸资料,不仅使读者能准确地看到事件的全貌,还便于通过比较分析,把握事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如用本年度的数据与19491978200020052010等特殊年份的数据进行对比,还可以设立“十五年纵览”“改革开放30年成就”“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等栏目,着力发掘保存重大历史阶段资料,使年鉴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年度情况,并达到立体化、连续性的要求。如果年鉴的资料不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以及完整性,不仅会给读者带来材料使用的困难,也会留下历史的缺憾。 

  四是加强人文内容记述。年鉴要全面反映地情,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人文内容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渗透到自然、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人文内容最能深刻地、本质地反映一地的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与具体风貌,并对区域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如果只强调以经济部类为重点而忽视人文内容的记述,人文方面的内容很少,那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客观面貌。因此,我们在编纂工作中,要加强人文内容的记述,尤其要加强人的活动记述。人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具创造性、最生动活泼、最可宝贵的因素。没有人的活动,就不会形成社会;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历史。只有重视人文内容的记述,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们在年鉴编纂实践中,还要正确处理好年鉴为现实服务功能和存史功能的关系,不能把存史价值和为现实服务对立起来。纯粹为了积累资料或提高年鉴的存史功能而编年鉴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同样,过多地关注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而对年鉴的存史功能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也是不正确。从一定意义上看,“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之中,它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 年鉴越是为现实服务得好,发挥了有力的咨询、参考、借鉴价值的资料,其存史价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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